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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缺漏的光州事件，飽滿好看的商業電影┃影評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택시운전사／택시運轉士 改編自韓國真實的政治運動事件，1980年全斗煥政變後掌握大權，再次熄滅韓國民主的火苗，光州人民起而抗之，卻遭受到血腥鎮壓。湯瑪斯柯瑞奇曼飾演的德國記者彼得從東京趕到首爾，由國民影帝宋康昊飾演的計程車搭載到被封鎖的光州，冒險取得第一手、真實的新聞畫面，揭開獨裁政權的殘暴面目。

真實一點的1980光州事件

若做些功課，就會發現《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所呈現的光州事件根本無法讓人窺見事件始末與細節，缺漏不少、也杜撰了許多，若人因看了《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而把光州事件當作是一個韓國獨裁者派出軍隊壓制民主運動的事件，從理解歷史來說，是相當偷懶及溺情的。我們要知道，韓國民眾的反抗運動向來不是吃素的，當初在光州的民眾並非丟丟石頭那麼簡單，他們可是拿下兵工廠、佔領了全羅南道廳的狠角色。而相對的，南韓軍方在美國的默許下（二戰後，其實南韓政府要調動軍隊都需要經美國同意，是故光州事件在歷史脈絡上可說是南韓人民由挺美轉變為反美的重要轉折原因之一），「鎮暴措施」也並非只是片中軍人開槍掃射場面那般簡單，軍方最後甚至是調動了裝甲部隊，電影本身並沒有拍出來，不過你可以想像參考的畫面大概就像1989年六四事件的坦克對付人民。

再來就是韓國城鄉差異的極致背景：將時間往前推移並以地區發展來看，光州所在的全羅南道在古時是百濟，與另一個古國新羅，也就是大邱、釜山所在的慶尚道，一直有著地域對立（到現在還是），被刺殺的獨裁者朴正熙、發動政變的全斗煥都是出於慶尚道，地緣血緣是權貴的條件認證。反觀戒嚴當時被逮捕、事件後被叛死刑（後改為無期徒刑）的金大中則是出生於全羅南道。由此來看，光州事件的確也有一些內戰的本質。

回到電影：主角之一的德國記者辛茲彼得，其實一共進入了光州兩次，當他把第一批膠捲帶到東京後，他隨即返回首爾，並再由金四福載進了光州，路過檢查站時，他當時用一個比電影更具說服力的理由「重要的美國老闆困在光州，要去救他出來！」而並非「老闆重要的文件留在光州沒拿」，有美軍當靠山的韓國軍方自然是不會讓美國人的出事的。而當時如無政府狀態中的光州也沒什麼韓國特務潛身其中（但是槍林彈雨還是很危險）在追殺辛茲彼得，但他的確也在之後的1986年在報導韓國民主運動時，被警察毆打至重傷，差點喪命。

虛構小人物帶來的感同身受

若要將德國記者的見聞拍成電影，想必會跟上述所講的一樣難嚼。於是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最聰明的地方就在於對於金四福資訊無所依據的狀態下，寫下了金萬燮這個幾乎和一般民眾相像的小人物角色。

開場時，宋康昊飾演的金萬燮唱著歌曲愉快的開著計程車，抱怨著在抗爭的大學生不懂得珍惜與學習，又讓他載著妻子懷孕的夫婦飛奔醫院生產，乘客忘了帶錢，他也只能摸摸鼻子祝福人家生產順利。回到家與鄰居小孩們踢球，盤球後卻又將球踢的遠遠的，要小孩們去到別的地方去踢不要在他家門口踢。角色塑造任務在片頭就交代完畢：他是一個好人、善心人，自顧不暇但也不能說上自私的一般小人物，與當今對政治無感（或說對政治敬而遠之）卻又愛對年輕世代參與抗爭運動說教的多數「大人」寫照無異。

這樣的角色是自外於對於政治歷史知識甚至是民主素養的認知的，接近於一張客觀的白紙。金萬燮的視角，只不過就是一個身而為人的基本良心。當他看到實力懸殊、不符合比例原則，已經不是威嚇震懾的維安作為，甚至可能是基於仇恨而成就出國家機器身份的攻擊行為，但到這些，只要是人，心理正常者，都會對受害人民心生同情無法接受。金萬燮在電影中的抉擇或許經過掙扎，但一點都不會難以理解。就如同對於太陽花學運，我能理解有人將其視之為政治運動動員事件，但對於323佔領行政院事件警方的清場作為（攻擊頭部等），從人類文明的觀點，我絕對會認為是國家機器的暴力。

嚴肅電影中的商業元素

就算用小人物為觀點，《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的文本還是脫離不了嚴肅，但韓國電影工業幾十年來練功有成，對於商業元素的掌控能力真的一點懸念也沒有。除了刻意讓宋康昊飾演的計程司機與湯瑪斯柯瑞奇曼飾演的記者從雞同鴨講，到跨越語言的互相認同理解，柳海真飾演的光州當地司機、柳俊烈飾演的抗爭大學生也發揮了甘草角色的「笑果」！最後眾多計程車司機護航阻擋特務追逐金萬燮與德國記者，畫面精彩，熱血也灑狗血，是完全符合戲劇高潮所需的煽情鋪陳橋段。雖然，除了有個檢查站班長刻意放行外（他有分辨出司機沒有全羅南道口音，可能暗示他是出身於全羅南道的人，為了自己人而默許首爾司機把資料帶出光州是很合情合理的）的橋段個人很愛以外，其他商業元素安排（要角色們同心齊力有同心齊力、要飛車追撞有飛車追撞、韓國商業片必備的女兒角色…）對我來說實在太多。但不得不說，要是沒有這些，要觀眾喜歡這樣嚴肅議題電影，真的太難了！

以此來看，《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其實是一部值得電影創作者們參考也具啟發性的範本電影：拍電影的人常抱持著崇高的理想與使命感，在拍攝「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劇情片時常須斟酌故事符合事實的程度而有所堅持，可是當觀眾想看一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劇情片而非紀錄片的時候，本來就會對事件本身的戲劇性抱有期待。本片由於題材過硬，最終電影的戲劇度高於忠實度或許是不得不為，但先讓觀眾愛上電影、再自發性去理解真實事件的樣貌本來就是對一部電影而言最好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