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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台灣觀眾而言，《塔洛》是入圍片裡最讓人感陌生的一部，故事敘述一藏族牧羊人入城要辦身份證，碰上了一些人事物後面臨人生崩解的過程。當世人習慣愛用強烈風格為自己電影妝點美色的時候，《塔洛》這樣的黑白電影反而安靜地講了一個沒人想到可以若此表達的卻擲地有聲的平凡小故事。
這個平凡的小故事讓牧羊人塔洛不經世事但囫圇吞棗地完整背誦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且30年不忘，然而卻讓塔洛在歷經人世險惡以後瞬間懂了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卻再也背誦不出來。一個人在不懂事的時候被灌輸教育了某些思想並視為理想，等到發現那些事情根本不適用於自己人生的時候，早就已經被那些事情所害而什麼都不剩了，這不是很可怕嗎？《塔洛》是一幅描述藏族當代日常生活的素描，但其實也是不帶批判痕跡的批判電影，這在當代中國電影人愛做社會批判的創作主流裡顯得既高明又高藝術性。
但另一方面看來，《塔洛》亦可以不被做社會批判解讀，只把這電影當作以微言講邊疆民族生活大意的故事。有些人在（清醒著）看完《塔洛》之後可能只會覺得塔洛就是一個勺子吧，而勺子不管你是少數民族還是多數民族都是你活該，就像西班牙或義大利人認為你錢包會被偷走是因為你笨的緣故。
總之《塔洛》就是除了在影像藝術與文化意象呈現上有其純粹價值意義之外，「看起來」很中性的電影，你要在天秤的兩端去對它做無限放大的解讀都可以。
但若把《塔洛》和《山河故人》擺在一起，逼著問萬瑪才旦和賈璋柯問「你的電影是不是偷偷藏有關於國家社會問題的指涉批判？」而萬瑪才旦和賈璋柯兩人都回答說『沒有』的時候，你比較願意相信哪一個呢？
可以說服觀眾說「沒有」的那個導演的作品境界比較高，至少我是這樣認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