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之主》是台灣女導演王希捷的長片處女作。這部家庭電影裡號召到了鮑起靜、寇世勳演夫妻，柯佳嬿演女兒，再加上電影還邀來了影后陸弈靜和李淳一起演出，顯見劇本本身就已經很吸引這些挑戲的演員。讓導演印象深刻的是，不少人看完電影問她：「妳是外省家庭的小孩嗎？」她笑說拍片當時並沒有注意到：「我家在我姊姊嫁人之後，過年就只有我和爸爸媽媽三人在家，這種外省家庭無根、冷清孤零零的空蕩感覺是常態。」
觀眾並回饋給導演，本省家庭的過年通常都是很熱鬧的，一群女生聚在一起、熱熱鬧鬧，像《孤味》一樣，因為在台灣有很多親戚朋友。「這也是觀眾跟我說的，大家會把《一家之主》跟《孤味》做比較。」且無獨有偶，《一家之主》也與去年的台灣家庭電影《瀑布》中一樣，都出現了母女一起繞著社區公園散步的情節橋段。對此導演也視之為平常：「我們跟爸爸媽媽散步聊天，是蠻普遍的事，頻率也高。」王希捷如是說。
《一家之主》故事描述女主角蘭心（鮑起靜飾）與丈夫年屆退休之齡，以為人生進入安享晚年的自由階段，想不到生命進入新課程階段，和老公與女兒之間的關係也面臨改變。本片帶有家庭電影最珍貴的沈浸感，但又明顯與一般家庭紀錄片比起來更溫潤的空氣質地，可說是妥妥地拍出了台灣中產家庭裡的美好氣氛，雖然也讓人看見其中的不完美。
王希捷念念不忘在她 17 歲時看到楊德昌電影《一一》時所受到的震撼：「我小時候住過民生社區，在富錦街，後來搬到竹科，看到《一一》我心想：竟然有人可以把我的生活拍得這麼逼真！當時我很受衝擊，才知道原來電影可以從外在的紀錄到內在的寫實都兼顧。長大我拍電影，當然就會很想拍這樣的家庭片。當年《一一》的主角是小男孩和吳念真，那時當時金燕玲45歲，演女兒的16歲。我想在 20 年後拍一個台北市的中產家庭，而且是母女視角的。」
拍《一家之主》也讓王希捷大嘆：「寫實電影很難拍，因為對每個人而言，『寫實』的標準是不一樣的。」導演拍片並喜歡與觀眾保持距離：「我自己是一個很容易共情的觀眾，很容易跟著電影笑或哭，所以不喜歡被電影情緒勒索。拍片時我會小心地給一個足夠客觀的情感表達，確認自己有說到這件事了，其他就要留給觀眾空間、讓他們自己決定要不要進去裡面。」
王希捷不忘提到女主角鮑起靜的表演太專業：「齙姐拍片時其實有給我們很多不同狀態的情緒表達，從最飽滿到最清淡。但我都會選那個最內斂的，盡量讓她跟觀眾之間保持一個距離。」這樣做是為了保護天下媽媽，讓觀眾不要覺得戲裡的母親刻意在提醒你「媽媽真偉大」。
都說家庭片最難拍，從《划船》到《一家之主》卻可看見王希捷導演似乎對於拍攝家庭電影有執念。她聞言道：「我對我作品軌跡的觀察是，因為我對人跟自己的關係最有興趣，再加上成長過程聽聞的社會事件。所以我拍片就會有夢境、跟潛意識的示現。電影終歸是跟自己溝通的過程。但我知道電影應該要兼顧到各面向的不同觀眾，所學也在告訴我們『好作品會有很多層次』，如果可以做到讓觀眾在任何一個線性狀態下都可以感受到主角的不同面向，從視覺、心理學上，那是最好的。所以我設計開放式結局就是為了要讓不同觀眾去各自認領他們要的感受。」
然而王希捷也坦言，喜歡《一家之主》的觀眾似乎分成兩個派別，一邊喜歡前半部的日常家庭寫實感，另一半則喜歡後面的抽象敘事部分。她苦笑：「我知道拍夢境是冒險的，我盡力去跟觀眾溝通了，但我也要對自己誠實。轉化和表達抽象的夢境是我在取捨之後保留的結果，但我認為只要觀眾的自覺越高，那他們對於夢境的情節就會越能一笑置之。」
《一家之主》雲淡風輕地，全片以瑣事累積出來的日常感，很能觸動地方媽媽和地方女兒觀眾。尤其對於傳統華人家庭父執輩與男性過度依賴母親持家一事描繪甚深。
導演選擇以包容之情來處理這類情事：「這部片在三幕劇結構中，前面是鋪陳現實狀況，中間講的是每個女生包括媽媽或女兒的失衡狀態，但到最後還是要回到女生在家庭裡面怎麼調控自己的部分，包括拒絕（家人無止盡的需索）、忽視（令自己過不去的情形），所以到後面，她們是見山不是山，因為心境已經改變了。」
問王希捷，拍這電影會害怕傷害到地方爸爸們的心嗎？導演秒回：「我覺得不會。人說當你在在對抗一件事很嚴重的時候，大家就會看見。可是目前男性觀眾給我的回饋是：有一對夫婦，先生過來跟我說『導演，我現在終於知道我老婆在生什麼氣了』！有年輕的男性觀眾說他看完有自問『還要不要結婚』？其實我目前得到很深刻的回饋內容，都是男生給我的。」
目前導演認為收到最好的回饋是有人跟她說「我覺得導演你是很有愛的人」。而這正正就是她想傳達給觀眾的，關於媽媽的愛的部分：「至於對女生觀眾而言，我覺得只要有人得到療癒，覺得『有人理解我，把我狀態講出來了』，那就好了。」
疫情拉緩了世界前進的步調。《一家之主》好事多磨，歷經疫情，終於要問世。科技的發達，開啟了電影的遠距工作可能性。王希捷提及《一家之主》的聲音設計跟配樂，都是跟香港的夥伴遠端討論、慢慢磨合出來的。「加上疫情的關係，我相信以後會有更多線上的合作方式，多試幾次，一定可以找到最好的遠端合作方式。」
台灣電影是手工業，導演也提到整部電影進行到後期時，很多環節包括上字幕、翻譯、調光、特效等事項，他們全部都是幾個人自己來：「我遇到了很投緣的一群人，也一起創造出符合我們都想要的東西。有電影工業當然很好，但也要小心發包出去後會很容易得到工廠式的流水線商品成品，比較沒辦法成為創作者想要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