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做工的人電影版》導演鄭芬芬：貴人在工地、細節比大場面更重要！

感動萬千觀眾的 2020 年台劇《做工的人》電影版《做工的人電影版》在影集版推出後事隔三年，終於要在 2023 年 3 月 31 日問世。電視與電影的放映播出平台的差異，讓導演鄭芬芬也有意識地調整的敘事方向。

鄭芬芬導演說：「如果說影集比較生猛的話，那麼電影就是比較溫柔。不只是大場面很重要，很多細節更重要。尤其是人物之間的情緒的流動，我們可以在電影院的黑盒子裡頭，好好看個清楚。」是以觀眾可以期待在《做工的人電影版》裡頭看到更多演員表達情感的細節來推動劇情張力。

鄭芬芬導演提到了電影版情節裡面一對祖孫互相幫忙移動檯燈的戲：「某個程度我們就是要表現出阿嬤跟孫子各自的固執，固執於『我一定要你好』這件事。因為他們並不是主角，所以只能在小地方表現他們的特色、表達他們對於彼此的固執，表達『你的眼睛比我的重要』。」導演為了調控整部電影的敘事節奏，刪剪掉不少拍得不錯的好戲，但她仍然還是把阿婆和孫子移燈的橋段保留下來，足以見得這場戲的重要性。

隨著劇版打開能見度與受到歡迎，使得讓《做工的人電影版》在場景借用拍攝的順利度與規模都晉級。鄭芬芬導演回憶拍攝影集版的過程，可說是為了借工地拍攝一事叫苦連天：「當時求爺爺告奶奶的，都沒有人願意借我們。當然拍攝工地的困難在於不只是施工中危險，還有建設案是有時間壓力、急著要把房子蓋好賣錢的。如果借我們拍一天，停工一天損失的費用就是上百萬，這是我們出不起的。幸好好不容易，最後有借到一個豪宅工地。」

後來因為影集紅了，所有的工地都知道《做工的人》了，要拍電影版的時候，大家都友善招手說「來來來，來我們這裡拍！」反倒是這次鄭芬芬導演心思已經不放在住宅工地，而是想要拍攝大型公共工程。

鄭芬芬導演解釋：「大型公共工程就跟市政府有關、跟各地的縣市政府有關。於是我們的製片組就開始打電話給各地的縣市政府去問『有沒有公共工程正在進行、快要結束、或即將進行的？』大家都好幫忙！我們拿到各縣市的資料之後，就像國王選妃那樣的去選出我們所需要的。其實拿到拍攝許可之後，真正得配合我們的，都是當地的工地主任，因為他們才是真正的掌控整個工程經營的人。」說到底，《做工的人電影版》的場地拍攝貴人，仍然是做工的人。

影集版《做工的人》聚焦關照台灣藍領階級生命故事，感動了不少人。後來在籌拍電影版的階段，鄭芬芬導演也不諱言有想過要在電影裡頭為了勞工議題、來大力批判社會：「所以一開始我真的想去寫大巨蛋的故事，那是台灣這麼有標誌性的大型公共工程。但後來當我去做了田調之後，才發現他後面有很多故事，而且後來也沒有辦法拍。原因是本來我想的太美，想說『大巨蛋既然停工了那就剛好給我們拍吧』！沒想到去田調的時候，他們就復工、沒辦法拍了。」

導演更提到在陸續接觸更多公務工程、改劇本的過程中，難免隨著台灣的社會脈動變化，會漸漸地了解到『有時並沒有具體的對象可以批判』，多數時候，都是社會制度的漏洞造成了各種苦難：「其實通常也沒有人要故意去當壞人，沒有誰要刻意去欺負誰，而是這整個的制度造成的結果，例如條文的硬性規定、使得勞資兩方時間無法互相配合，最後以至於讓大家都受到傷害。我想遠雄一定也有受到傷害或損失，只是因為他們資本比較大、不會遇到賠到倒閉的程度。但小包商就錢少，比較容易倒掉。」

這些田調也重新啟示了鄭芬芬導演：「例如有些工人階級因法律知識缺乏、大家又沒有辦法改變制度，都是最後會造成他們受苦的原因。所以拍攝《做工的人電影版》時，我整個主題就想要扣在這件事情上：知識弱勢就會被騙、經濟與身份弱勢就會連他們的房屋沒有水都不知道該怎麼辦。後來故事自然就會聚焦在義工團的自救團隊作戰工程上。」

這樣的拍攝決定，或許也是目前現有台灣電影所能做到的善念程度。鄭芬芬導演解釋：「比如我們沒有辦法每一部片都做到像《熔爐》，電影不但拍出了一個議題、讓大家意識到這個問題，進而推動了韓國去改法。但是在推動韓國政府改法的過程當中，就是要有人一直去推動。比如說孔劉可能不只是拍戲，還做了很多事情，才讓韓國最後終於改法。我很擔心的是，拍《做工的人電影版》當然可以批判，可是如果批判完之後，最後得到的是好像只有知識份子看爽、後面沒有進一步的相關作為或推動，那我就會覺得很可惜。」

所以最後《做工的人電影版》完成版的樣子，是用民眾的力量去幫忙提點與改進常見社會制度陋習。鄭芬芬導演舉例電影中的幾個事件：

「比如說如果大家看了電影版就知道有假律師這件事情，可以去提醒自己的父母『勞保這件事情我們自己可以辦的、不需要去找別人。甚至有些對於弱勢的關懷，是我們大家都做得起的。因為台灣民眾自己的力量就蠻大的：大家有沒有發現台灣有個很特別的狀況？就是台灣經濟奇蹟這一路以來本來就是都靠中小企業自己努力的結果。而且只要報導或網路上，群眾看到誰PO了說誰收入低、很慘，就會有一堆人上網捐款！其實台灣民眾的善行力量真的很大。」